魏晋名士，风流千载。他们身上，汇聚了一系列独特而又极具美学意蕴的文化符号，如人物品藻，如清谈，如药，如酒。除此而外，服饰也是构筑名士身份的一个重要元素。关于魏晋时期的服饰风格，《晋书・五行志》载：“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，风流相放，舆台成俗。”北齐颜之推在其《颜氏家训・涉务篇》中同样提到：“梁
1927年7月23日、26日，鲁迅应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的邀请，在“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”上，作了题为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的著名演讲。该演讲从社会环境、时代思潮、作家个性等角度，对魏晋时期几个阶段的文学风格进行了提炼概括，并分析了魏晋时期盛行的清谈、服药、饮酒等几种文化现象。鲁迅的分析鞭辟入里，见解精深独到，对后世的魏晋文学及美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“魏晋风度”的提法得到普遍认同，众多观点至今广为学界接受。他对魏晋时期褒衣博带的服饰风格之形成原因的看法也是如此。
鲁迅认为，是魏晋名士的服药导致了他们“褒衣博带”的服饰特点。名士所服之药，叫做“五石散”，又名“寒食散”。此药性酷热，吃下去之后会浑身发热，皮肤变得敏感。饮食上尤需注意，要吃寒食，饮温酒。此外，还要不停行走将热量散发出去，谓之“发散”。鲁迅说：“因为皮肉发烧之故，不能穿窄衣。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，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。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，宽衣，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，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。一班名人都吃药，穿的衣都宽大，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，把衣服宽大起来了！还有，吃药之后，因皮肤易于磨破，穿鞋也不方便，故不穿鞋袜而穿屐。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和那时的文章，见他衣服宽大，不鞋而屐，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，很飘逸的了，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。”鲁迅从病理学的角度，将名士褒衣博带的着装、穿屐的行为，都归因于服药所致。可以说，这一结论见解独到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，当代学者大多接受了这种观点，在论及魏晋服饰时莫不征引此说。
然而，实际情形果若如此吗？
众所周知，魏晋时期的服药风气是由正始名士何晏发起的。《世说新语》载：“何平叔云：‘服五石散，非唯治病，亦觉神明开朗。’”（《言语》十四）本条刘孝标注曰：“秦丞相《寒食散论》曰：‘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，而用之者寡，靡有传焉。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，由是大行于世，服者相寻也。’”需要指出的是，“秦丞相”是“秦承祖”之误。秦承祖是刘宋时期著名医家，著有医书多部。由于他所处时代距曹魏不远，其说应能采信。何晏的名士身份颇具示范效应，经他引领煽动，服药之风迅速蔓延于名士中间。我们所熟知的嵇康、王羲之等人，都热衷于服药。因此，鲁迅称何晏是“服药的祖师爷”，这种说法是没有问题的。问题在于，如果“褒衣博带”的服饰风尚确因服药所致，那么，它应该出现于何晏所处时代（即正始）及其以后。翻检史料，我们发现，这一观点是成问题的。
实际上，所谓的“褒衣博带”，本为古代儒生装束，这种装束与古代巫师主持仪式时所着服装渊源颇深，由此亦能见出“儒”与“巫”的内在关联。先秦典籍中有多处记载了孔门儒者穿戴儒服的情况。如《礼记・儒行》记载，孔子见鲁哀公，哀公问他穿的是儒服吗？孔子回答说：“某长居宋，冠章甫之冠。”《论语・先进》中，孔子让弟子各言其志，公西赤说自己的理想是“宗庙之事，如会同，端章甫，愿为小相焉”；《墨子・公孟》中，“公孟子戴章甫，?忽，儒服，而以见子墨子”，他们二人就服饰与治国的关系展开探讨。墨子说到，“昔者，齐桓公高冠博带，金剑木盾，以治其国，其国治”。“章甫”是殷商时期的一种冠，即高高的帽子。在上述史料中，孔子与孟子都戴着这种冠。而齐桓公所穿戴的“高冠博带”，应该就是儒生服饰了。《孔丛子》一书，著者署为孔子八世孙秦末儒生孔鲋，或为三国王肃伪作。该书有《儒服》篇，其中说道：“子高衣长裾，振褒袖，方屐??，见平原君。”尽管子高在文中声称他的穿戴不是儒服，因为儒服非一，但其着装很明显传承了古代儒服的特点。
汉代典籍对儒服更有明确记载。《淮南子・?论训》中云：“古者有鍪而绻领以王天下者矣，其德生而不辱，予而不夺，天下不非其服，同怀其德。当此之时，阴阳和平，风雨时节，万物蕃息，乌鹊之巢可俯而探也，禽兽可羁而从也，岂必褒衣博带，句襟怀章甫哉！”《淮南子》服膺道家学说，文中的“褒衣博带，句襟怀章甫”即是指代儒家思想。再如《汉书・隽不疑传》中，隽不疑“治《春秋》，为郡文学，进退必以礼，名闻州郡”。他在面见暴胜之时，有如是装束：“冠进贤冠，带?具剑，佩环?，褒衣博带，盛服至门上谒”。暴胜之见不疑“容貌尊严，衣冠甚伟”，敬意顿生，对他甚是礼遇。隽不疑是一个典型的儒生，其衣饰进退必严守于礼，因此，汉代儒生的衣饰必也是“褒衣博带”的。
最典型的例子要属在后汉士人中影响甚巨的郭泰，《后汉书・郭泰传》中说他：“身长八尺，容貌魁伟，褒衣博带，周游郡国。”郭泰（字林宗）是后汉最知名的士人之一，他的言行举止常在士林中有着重要影响。当时流行的一种头巾――“林宗巾”，即由他得名：“（林宗）尝于陈梁间行遇雨，巾一角垫，时人乃故折巾一角，以为‘林宗巾’。”他偶然为之的行为，竟造就了一种服饰新风。身为儒生的郭泰，“褒衣博带”的装束符合他的身份。毫无疑问，隽不疑与郭林宗都生在何晏之前，显然是不食五石散的。又《晋书・羊祜传》载，羊祜率军征吴之时，“在军常轻裘缓带，身不被甲”。羊祜（221-278）比何晏（190-249）小三十余岁，虽然他所处时代服食五石散的风气已开，但我们在史料中看不到任何有关羊祜服药的记载。羊祜九世有清德之誉，显然以儒学立家。他是蔡邕的外孙，12岁丧父，孝思过礼，太原人郭奕曾称誉他为“今日之颜子也”。他“以道素自居，恂恂若儒者”。其“轻裘缓带”的装扮显然也是儒者服饰，意在营造风流儒雅的审美形象。
无需征引更多史料，以上文字足以表明，“褒衣博带”的服饰风格其来有自。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，本就是儒生服饰的特色。这种风格之所以在魏晋时期得到了突显，无疑是由于这种服饰的穿戴者――魏晋名士作为一个群体闪亮登场，活跃在魏晋历史的舞台所致。名士们在玄学的滋养之下，越名而任心，放达而毁礼，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，追求审美化的诗意人生。而“褒衣博带”的儒生服饰，无疑具有潇洒高逸的美学效果，从而为他们所喜爱。由此，我们可以断言，“褒衣博带”的着装风尚并非服药所致，倒是可以说，服药可能会促进这种服饰风尚的滋长流行。
作者单位：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
（本文编辑 宋文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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